枫丹白露、香榭丽舍、优山美地、牛津、剑桥、翡冷翠,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文人给外国地名取的译名,堪称翻译界的神作。文人们美其名曰:信、达、雅!殊不知,所谓的信、达、雅正是近代国人最大的不自信。
信、达、雅由清末思想家严复最先提出。他在《天演论》中提到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,已大难矣,顾信不达,虽译,犹不译也。”
后世便将“信、达、雅”当作翻译的最高境界。所谓信,就是译文不悖原文,要的是准确。所谓达,是文辞通顺明白,强调的是通顺。所谓雅,就是选词得体,追求古典和优雅。
事实上,近代的文人们,在翻译外国的国名、地名时,都过度追求译名的优雅,对原文进行了过度的装饰。不然也不会出现枫丹白露、香榭丽舍这样的神来之笔。
可这里面其实透着文化不自信,是一种对洋人的仰视。既然译文讲究信达雅,为何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呢?遇到了强国、大国、富国,不是美就是坚,不是吉就是利,什么德、意、兰、法,好字好词不要钱的往上堆。
可遇上了穷国、小国,就是毛里求斯、厄瓜多尔、乌拉圭、巴拉圭,听起来就那么茹毛饮血,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究信达雅了?为什么不绞尽脑汁修饰一番?不就是因为人家穷吗?可见信达雅其实是专门用来舔列强的。
西方人翻译中文地名的时候,从来不会过度的美化和拔高,就是单纯地用拼音而已,有的用威玛拼音,有的用现代汉语拼音。比如青岛是Tsingtao,宝鸡是Baoji。如果洋人也像近代文人那样追求信达雅,那么青岛应该翻成GreenLand ,宝鸡应该是Phoenix。可人家根本不屑于这样干。
所以我们本来大可不必把Oxford翻译成牛津,直接叫奥克斯福德不好吗?cambridge也不必叫剑桥,直接叫坎布里奇就可以了。Washington也不必叫华盛顿,叫沃辛顿就好了。American直接音译成阿妹例假,也别又美又利又坚了。
更有甚者,一些在古代中国有着尊崇地位的字词,也被这些人轻易给了洋文。比如把holy bible叫《圣经》,把GOD叫上帝等等。
圣在中国古代本来是至高无上的,轻易不能许人。孔子在文章教化上做了那么突出的贡献,也历经无数代人才被称为“孔圣人”。同理,关羽凭借其勇武忠义,历经多个王朝才肉身成圣,被称为“武圣”。
可到了近代,圣字也被这些文人拱手相送了,圣经、圣诞、圣父圣子……简直不要太多。上帝一词原来专指昊天上帝,现在也成了GOD的专用译文。
事实上,在明末清初,关于GOD应该怎么翻译就有争议。多明我会、方济各会、外方会等关于GOD该使用什么中文译文争了几十年,直到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亲自下场,指定GOD的官方译名是“天主”,才平息了争端。
但到了清末,各教会间关于“天主”这个词再起争端,有人认为这个词不够本土化,有人认为它不具有最高主宰能力,低估了GOD的能力。最后有好事者再提“上帝”一词,上帝终于和GOD画上了等号。
这又是信达雅惹的祸。为什么Allah可以翻成安拉,GOD不能直接翻成“高得”或“郭得”呢?不就是为了雅吗?
翻译中的信达雅实在是近代最大的文化不自信。初代公知们认为当时的我们和洋人的差距大到令人绝望,才会在提及洋人的地名国名时,过度拔高和修饰,一味吹捧和讨好,这是时代造成的。可如今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,我们早就站起来了,规矩也该改改了。Dargon不能再翻译成“龙”就是个很好的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