枫丹白露、香榭丽舍、优山美地、牛津、剑桥、翡冷翠，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文人给外国地名取的译名，堪称翻译界的神作。文人们美其名曰：信、达、雅！殊不知，所谓的信、达、雅正是近代国人最大的不自信。

信、达、雅由清末思想家严复最先提出。他在《天演论》中提到“译事三难：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，已大难矣，顾信不达，虽译，犹不译也。”

后世便将“信、达、雅”当作翻译的最高境界。所谓信，就是译文不悖原文，要的是准确。所谓达，是文辞通顺明白，强调的是通顺。所谓雅，就是选词得体，追求古典和优雅。

事实上，近代的文人们，在翻译外国的国名、地名时，都过度追求译名的优雅，对原文进行了过度的装饰。不然也不会出现枫丹白露、香榭丽舍这样的神来之笔。

可这里面其实透着文化不自信，是一种对洋人的仰视。既然译文讲究信达雅，为何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呢？遇到了强国、大国、富国，不是美就是坚，不是吉就是利，什么德、意、兰、法，好字好词不要钱的往上堆。

可遇上了穷国、小国，就是毛里求斯、厄瓜多尔、乌拉圭、巴拉圭，听起来就那么茹毛饮血，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究信达雅了？为什么不绞尽脑汁修饰一番？不就是因为人家穷吗？可见信达雅其实是专门用来舔列强的。

西方人翻译中文地名的时候，从来不会过度的美化和拔高，就是单纯地用拼音而已，有的用威玛拼音，有的用现代汉语拼音。比如青岛是Tsingtao，宝鸡是Baoji。如果洋人也像近代文人那样追求信达雅，那么青岛应该翻成GreenLand ，宝鸡应该是Phoenix。可人家根本不屑于这样干。

所以我们本来大可不必把Oxford翻译成牛津，直接叫奥克斯福德不好吗？cambridge也不必叫剑桥，直接叫坎布里奇就可以了。Washington也不必叫华盛顿，叫沃辛顿就好了。American直接音译成阿妹例假，也别又美又利又坚了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在古代中国有着尊崇地位的字词，也被这些人轻易给了洋文。比如把holy bible叫《圣经》，把GOD叫上帝等等。

圣在中国古代本来是至高无上的，轻易不能许人。孔子在文章教化上做了那么突出的贡献，也历经无数代人才被称为“孔圣人”。同理，关羽凭借其勇武忠义，历经多个王朝才肉身成圣，被称为“武圣”。

可到了近代，圣字也被这些文人拱手相送了，圣经、圣诞、圣父圣子……简直不要太多。上帝一词原来专指昊天上帝，现在也成了GOD的专用译文。

事实上，在明末清初，关于GOD应该怎么翻译就有争议。多明我会、方济各会、外方会等关于GOD该使用什么中文译文争了几十年，直到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亲自下场，指定GOD的官方译名是“天主”，才平息了争端。

但到了清末，各教会间关于“天主”这个词再起争端，有人认为这个词不够本土化，有人认为它不具有最高主宰能力，低估了GOD的能力。最后有好事者再提“上帝”一词，上帝终于和GOD画上了等号。

这又是信达雅惹的祸。为什么Allah可以翻成安拉，GOD不能直接翻成“高得”或“郭得”呢？不就是为了雅吗？

翻译中的信达雅实在是近代最大的文化不自信。初代公知们认为当时的我们和洋人的差距大到令人绝望，才会在提及洋人的地名国名时，过度拔高和修饰，一味吹捧和讨好，这是时代造成的。可如今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，我们早就站起来了，规矩也该改改了。Dargon不能再翻译成“龙”就是个很好的开始。